[ 余秀才 ]——(2012-8-27) / 已閱86106次
其次，20世紀50年代以來，發生在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如黑人運動、反對美國卷入越南戰爭、學潮和婦女爭取平等權利的斗爭，以及對這些事件的反思，極大地促進了新自然法學的形成。[36]
當然同一時期發生的西方國家的其他一些事件（如在紐倫堡對法西斯德國主要戰犯的國際審判）也是自然法得以復興和流行的主要原因。[37]
也正因為如此，美國的《獨立宣言》至今仍為美國人民所尊重和熱愛；法國在1958年制定《第五共和國憲法》的序言亦規定：“法國人民莊嚴宣告，他們熱愛1789年的《人和公民的權利宣言》所規定的，并由1946年憲法序言所確認和補充的人權和國家主權的原則�！� 并且，筆者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不僅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甚至俄國十月革命以及由毛澤東、鄧小平等人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革命，運用的都是“惡法非法”的理論，都與美國《獨立宣言》中的“武裝反抗暴力政府”的理論一脈相承，都是自然法原則的體現。
新自然法學的出現，再次將惡法亦法推到了死亡的邊沿，推至爭議的風口浪尖……總之，惡法亦法與惡法非法之爭，浩如煙海，各說各有理，筆者也不想再去深究。但筆者認為，通過前面的論述，可斷言，時效制度系違背自然法的“惡法”。
筆者認為，關于惡法亦法的問題，應一分為二地看待。
首先，如站在守法者特別是執法者和司法者的角度看，應承認惡法亦法有理，畢竟非人人均有法學家般高深的理論基礎，有雄厚的明斷是非的能力，如任一公民、執法者、司法者均可立己之角度，主觀判定某項法律系“惡法”，進而不遵行，將非常可怕——特別是司法人員，這將予其無限自由裁量權，成為脫韁野馬，致人民無安全感。“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盵38]故法官認定某項法令系惡法的權力應被嚴格限制，從而使法官成為“法律世界的國王，除了法律之外就沒有別的上司”[39]。從此意義上說，蘇格拉底的“守法即正義”應予提倡。但亦有一基本前提，即不得利用此惡法行違背自然法、違背作為一切正直的人的正義和良知之事。即“惡法”可被動遵從，但不得主動運用。
其次，如站在立法的高度看，立法時如明知某項規定是惡法，卻仍通過、頒布并實施，則惡法亦法不應提倡。即立法者不應放縱惡法的產生。
因此，如本文討論的僅為超過時效的個案如何處理，則循惡法亦法原則亦無不可，畢竟本文說的是大陸法系，均為成文法國家（地區），法官判案都應依法進行。但如若將時效制度重新放到立法高度看，則應認定惡法非法，進而予以修改和完善。[40]
第三章 中國訴訟時效制度的問題與困境
本章關鍵詞：
訴訟時效抗辯權、拒調時效抗辯、提醒權
因中國未規定時效消滅實體權利之制度，故法院判決駁回權利人訴請后，權利人雖敗訴卻永為財產權所有者，義務人雖永遠無法取得財產所有權，卻可無限期占有、使用財產并獲取收益。訴訟時效制度除了能為國家及法院推卸責任找到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外，還剩什么？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常聽到有人大聲疾呼中國人之誠信每況愈下，卻從未有人追根溯源地注意到訴訟時效制度的問題，此制度雖算不上是罪魁禍首，但至少難辭其咎。
筆者作為基層法院第一線的法律人，睹大量權利人敗訴后欲哭無淚、求助無門之情形，同情心油然而生，維護社會公平的正義感迫使筆者思考如何更好、更有效地維護權利人的利益，從而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為權利人找到一條再救濟的途徑。
第一節 中國時效制度的現狀、缺陷和影響
一、訴訟時效制度的眾多缺陷
（一）舉證責任分配上屬過錯推定
訴訟時效基于民事權利可拋棄之假設，即權利人未在一定期限內主張，則推定拋棄。這建立在權利人舉證不能則推定權利人“怠于”行使權利基礎之上。依“誰主張誰舉證”之原則，立法者是否也應對此推定舉證？建立訴訟時效制度的內因是“法律不保護懶惰者”，但你憑何說人家是“懶惰者”、是“怠于”？
可見，訴訟時效制度對權利人適用的是“主觀上存在怠于”的過錯推定原則。而現實中權利人表示非“怠于”的意思表示方式復雜多樣，電話、傳真、短信、電子郵件、騰訊QQ、上門追索等，卻幾乎無法舉證。實務中，大量超過訴訟時效的案件，均非權利人怠于行使權利所致，乃證據不足而敗訴。即權利人更多的非“怠于”之故意，而是“無知”之過失。
（二）維持既定法律秩序系偽命題
王利民、王軼等民法界專家均認為訴訟時效制度有“維持既定法律秩序”之功能[41]。但依現有制度，實體權利永不消滅，法院雖駁回權利人訴請，但權利人仍可無限期、無限次地向義務人追討，“維持既定法律秩序”之功能從何談起？
（三）義務人勝訴卻不能免除償還責任
義務人可否不再清償？社會上通行的理解是，權利人敗訴后，義務人可不再履行，王利民甚至認為僅超過訴訟時效，義務人就“產生拒絕履行的抗辯權”[42]，筆者認為，該理解值得商榷——從實務中看，任一判決都只會說“權利人之債權已超過訴訟時效，不受法院保護，故依法駁回其訴訟請求”，而從不會說“義務人欠債不還的行為因超過訴訟時效而變為合法，從而無需償還”�？梢姡我慌袥Q，均僅審查權利人財產權是否受法院保護之問題，而未審查義務人欠債不還之行為是否合法，此亦不告不理原則所致。從法條看，法律只限制了權利人的勝訴權，未賦予義務人權利，更未免除義務，免責事由需法定，“可不再償還”相當于時效取得，更需法定。
（四）受憲法、法律保護卻不受法院保護
其實，自2004年第二十二條憲法修正案“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之規定出臺后，現行訴訟時效制度就已涉嫌違憲——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五條規定的是“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民事權利的訴訟時效期間為二年，第一百三十七條規定的是超過二十年訴訟時效的“人民法院不予保護”，而非請求法律保護或法律不予保護。法院保護僅為法律保護之一，而非唯一。然法院乃社會公正之最后防線，法院不保護，何談國家保護？難道告訴權利人：“你的債權受法律保護，大膽地去向義務人要去吧……”能否？行否？
（五）法條之間自相矛盾
總共24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上一頁 下一頁
